让行政行为即使违法也有效的力就是公定力。
食品产品标准中有关安全的内容，应当参照相应的基础标准，当基础标准无法满足产品标准的要求时，产品标准可根据需要规定具体内容{9}。(参见：刘晨光，富琪.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发展与适用[J].上海食品药品监管情报研究，2009(8):11-16.) [15]例如，根据《湖北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实施办法》(鄂卫规[2011]6号)第12条的规定，企业标准备案前，企业应当组织专家对其制定的企业标准进行评审，专家组应当由科研、生产加工工艺、营养与食品安全、品质控制等各方面人员组成。
从计划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断增加，政企关系愈来愈摆脱以往依附—命令—执行的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审查备案方式已收到一定的积极效应。此外，该条例还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制订的食品产品标准，必须有卫生指标。本文倾向于认为，当前的备案应当进行必要的比对审查，这项工作表明备案不是简单的登记存档，但也不是政府对企业标准可靠性的担保背书。(参见：龚志，周晓萍.2010年新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调查分析[J].疾病预防控制通报，2011(4):85.) [22]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09年6月30日)第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需要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的，只是企业自愿制定的严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论争焦点集中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究竟应该如何备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是进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若备案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存在问题，导致食品安全事件，备案机关是否要为此承担责任。布莱克蒙大法官结合医学知识，在对女性终止怀孕决定权与州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后，创设了著名的三阶段(three trimesters)框架，实际上是为女性生育自由的规制设定了三个具体的规则。
[2]《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胎儿的母体外独立存活能力为重要起点不同，德国宪法法院在判决中确认，个人(个体)之生命存在，始于受精后的第14天，在子宫内孕育的生命，属受宪法生命权保护之独立法益，孕育生命是一个持续性过程，无法准确将个人生命的不同孕育阶段割裂开来。因此，通过宪法解释与宪法实施，明示生育自由的基本人权属性并明确其保障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全面二孩新政的推出，我国生育制度对生育自由的限制趋于宽松，但这种制度调整尚未达至一种基于权利保障的境地。
在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的美国宪法上，隐私权并不仅限于对个人隐私与私密领域的保护，其要旨在于强调排除政府干预的、个人生活领域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权，即每个人具有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自己的生活、成为自己生活主宰者精神的体现(曼弗雷德•诺瓦克，2003：286)。在生育自由的保障范围设定方面，美、德两国宪法将生育自由定位于个人的自治与自决，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但两者所共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仍清晰可辨——将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在高度尊重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确立生育自由在宪法上的崇高价值位阶与排他性地位。这首先体现在国际公约等诸多国际性文件对这一权利的确认之中，其中最为完整的定义是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以及为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权利[4]。政府对于个人生育事项的干预，主要体现在避孕和堕胎两个方面，因此，相关的判决内容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进而形成了关于生育自由的保护准则和规范领域。进入专题： 生育自由 。
《基本法》第2条第2款对生命权的保护包括已经出生的人、具备独立存活能力的胎儿以及任何已经存在的人之生命，不得将孕育过程中生命的各阶段或者在未出生和已出生生命之间作差别对待(BVerfGE39)。德国《基本法》奉行人格主义权利理论(Eberle,2002：44)，人格是指人在所有生活领域的全面存在(Michalowski ＆Woods,1999：97)，而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存在，这意味着人必须在其所有生活领域具备自治与自决之能力，这是人保持尊严的基础条件。这种关于生育自由的内涵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亲自承担责任的维度，但即使是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仍然立足于个人的主体性、主张在个人自律的基础上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融合关系，其终极关怀在于实现人格的自由发展与自我实现(阿部照哉等，2006：91)。相反，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生育权的限制规定却十分明确(如生育审批制度、超生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等)，这是导致这项权利实效性匮乏与矮化的重要原因。
这种研究进路仍然停留在立法论的基础上，忽视了宪法实施的精髓在于宪法解释，即通过宪法适用于具体情形对其条文的解释，乃是赋予宪法活力的根本路径。姜玉梅认为生育权是基本人权、是生育自由权利化的结果。
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2JDXM-0005) [1]本文涉及的德国宪法法院判例、德语法学文献的翻译与运用，得到了笔者的大学校友、德语翻译高丽女士的帮助，在此致谢。它涵盖了生育、避孕、结婚以及抚养孩子等事项，即生育自由是作为夫妻之间的最基本意义上的家庭隐私而得到保障的。
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基准，这些权利属于依据自然正义或者美国历史、社会中的传统价值，个人在有序的自由社会中所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权利。当然，这种例外情形并未打破德国宪法秩序中生命权优越于生育自决权的价值位序，因为在这种情形中，参与衡量的是孕妇的生命权、健康权与胎儿生命权之间的对抗，前者的份量大于后者，因而受到优先保护。参见姜玉梅：《中国生育权制度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页。美国宪法上生育自由的保障，经历了一个将生育自由纳入夫妻之间的隐私权、最终纳入一般意义上的隐私权保护范围之发展过程。尽管我国政府通过缔结国际公约等形式对这一国际通行的生育自由观念予以肯认，但由于受到传统人口观念的影响，我国生育制度对生育自由的保障仍非常不足。因此，人格主义权利理论以人性尊严为最高价值，《基本法》保障人性尊严的根本目的被设定于保障人在所有生活领域的自由发展，即人格的自由发展。
与这一现象相一致的是，我国现行法制亦主要将生育置于义务的语境中予以表征，生育作为权利的规范属性遭致极大的矮化。在生育制度的基本观念和内在逻辑层面上，与上述保障机制相比，我国的生育制度呈现出一定的工具主义、唯理主义观念之色彩，这种观念主张通过国家计划调控、安排个人的生育活动，以解决资源匮乏与人口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61)，尽管该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矮化生育权利、强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宏观目标优越于个人生育自由的固有逻辑，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生育制度的法治化。
康涅狄格州的法律因禁止任何人为避孕而使用任何药物或用具以及禁止任何人为避孕提供帮助或建议，而被诉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则重申了中国政府对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承诺。
规制即控制和规范，是将限制和保护融为一体的调整机制。然而这种生育权观念并未在国内法制体系中得到充分实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呈现出限制生育自由、控制生育数量之显著特征。
道格拉斯大法官运用独特的伴影(penumbra)理论推导出《权利法案》未明确规定的隐私权，并以此为依据判决州法违宪。在生育自由规制方面，尽管两国宪法对胎儿生命权的保护起点存在分歧，但均主张生命权优越于堕胎自由。宾州限制堕胎案相对于罗伊诉韦德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表明为了保护胎儿生命权、孕妇健康等重要法益，在美国宪法上堕胎自由(选择不生育的自由)已经受到了愈来愈严的限制。[20]这实际上是将《宪法》第33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规定，视为我国《宪法》上的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以弥补成文宪法在基本权利规定方面的不完满性与缺漏，从而赋予《宪法》文本开放性。
这为我们反思当下中国生育制度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参照系。因此，修改现行法律法规，将我国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所承认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中关于生育自由的定义——个人和夫妻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生育间隔以及选择适当避孕方法的基本人权——写入国内法，开宗明义地确立生育自由在法秩序中的崇高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种阶段划分致使在第一个阶段女性可以轻松、自由地堕胎，是对胎儿生命的漠视，因而招致了络绎不绝的批判。因此，胎儿的生命权并非基于母亲的认可与接受才产生，而是基于自身的存在，源于不得转让的人性尊严。
这种转变需要着眼于以下结构性要素的建构：首先，最为理想的方案是在我国宪法层面上确立生育自由的基本人权地位、并明确其基本内涵与限制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要以修改宪法的方式将生育自由入宪[19]。首先，在权利的规范领域方面，无论是纳入隐私权还是自我决定权的保障范围，生育自由的要旨均指向——个人有关生育事项的高度自治与自决。
其次是在法律层面，法律规范中虽出现了生育权之表述[3]，但从生育制度的实施状况来看，生育权利保障之法规范目的并未得到充分的彰显，使得法律文本中的生育权利在实践中被转换为计划生育义务之下的自由，即义务优先于权利。但在中国则不同，无论是在规范层面或是在事实层面，生育自由的保障均存在严重不足。在诸多国际性文件中，高度自治与自决的具体事项则被清晰地表述为选择生育或不生育、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的自由，这实际上为个人的生育活动划定了一个宽泛的自主空间。（一）美国：女性隐私权与州政府公共利益之间的衡量 在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15]，法院一方面将妇女终止怀孕的决定权(选择不生育的权利)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另一方则强调这项权利并非绝对，虽然尚未出生的胚胎并不属于第14修正案保护的‘个人，但州政府仍负有保障孕妇健康、维持医务标准并保护潜在胚胎生命等公共利益之义务。
据此，生育权的核心涵义是指个人(无论结婚与否)所具有的决定是否生育子女以及生育子女数量、生育间隔的自由。如果隐私权具有任何意义，它必然是个人权利，不论结婚还是单身。
在每一个规则中，法律所侧重保护的法益均有所不同：(1)在怀孕后的第1至12周，堕胎危险性小于正常分娩，政府没必要为保护孕妇健康而限制堕胎，孕妇与医生磋商之后，可自行决定是否堕胎。笔者意欲对当代西方宪法的两大典型——美国和德国宪法上的生育权保障机制进行概括与梳理，以期展示一个与我国截然不同的权利保障规范系统。
在此阶段，孕妇的堕胎自由受到明显的限制，但需以保护孕妇健康为必要条件。对于决定是否生育孩子这一影响个人的根本问题，个人有自由不受缺乏理由的政府侵犯。